你想要什么样的自行车?一个值两万公斤粮食!中国自行车有多神圣?

神剧中的自行车,都是进口货,但中国自行车真的神

新冠疫情期间,由于不得不采取管控措施,许多行业都遭受了不小的打击。但有的行业,却是逆势增长。

什么行业呢?你可能会想到医药,然而还有一个你可能想不到——自行车

根据美团的大数据显示,深圳复产复工后,美团单车使用量增幅达49%,骑行距离增加了60%——天然拥有“全景天窗”,通风绝对良好,能避免彼此近距离接触的共享单车,成为更多人首选的交通工具。

▲共享单车的品牌和数量,都越来越多

除了满街的共享单车,“私家自行车”也被越来越多地使用,“如果不是因为疫情,我都忘了角落里吃灰的自行车”。

这个道理,放在全世界都适用,所以选择多骑车还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。

2020年1-9月,中国自行车出口4166.3万辆,数量增长了3.9%,出口额24.34亿美元,增长12.0%——中国是世界工厂,当世界对自行车有更多需求时,中国的自行车工业就会有相应的增产。

况且,骑车还有一定程度的健身效用。比如我,不管有没有疫情,一直坚持骑行,20公里以内,只要天气允许,一律骑车。

▲有过这种回忆的举个手?

其实,这种情况可以算是中国人出行方式的一种“复古”,因为我们的上两三代人,都是伴随着自行车长大的。

自行车,工人骑着上班,警察用来巡逻,一辆车驮一家人,老婆在后座,孩子坐前杠,清脆的车铃,附加的偏斗……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——谁家要是有辆“凤凰”、“永久”、“飞鸽”,几乎相当于今天拥有奔驰、宝马,推出去撩妹,魅力值妥妥的爆表啊。

自行车,曾经是中国人最主流的交通工具,中国更是名副其实的自行车大国。改革开放初期,来到中国的老外,无不为中国规模庞大的蓝灰色“骑行族”所震惊。但这个非常中国化的物件,却是一个舶来品。

现在公认,达芬奇在15世纪就有了自行车最早的创意,而具备实用性的自行车则起源于法国和德国。

1790年,法国伯爵西夫拉克发明了“板凳加两轮”的原始版自行车,可以支撑体重的作用,前进全靠两腿蹬地,只能直线前进。1817年,德国巴登公爵领地上有一位名叫德莱斯(Kar von Drais)的护林员发明了转动车把,从此自行车就可以拐弯了。

为什么是护林员有了这个发明呢?因为他需要长距离前进,但是又穷,没钱买马,所以只好骑这种原始车(另一说是因为气候原因,马大批死亡),不能拐弯太恼火,于是发明了“转把”。

▲自行车的演变

1840年,苏格兰铁匠麦克米伦发明了脚蹬和连杆,实现了双脚离地骑行。19世纪后期,英国人罗松设计了链条加齿轮的结构,爱尔兰兽医邓禄普发明了充气轮胎。再后来,诸如坐垫、辐条等各项改进不断往上堆,自行车最终演变成了今天的样子。

但“自行车”这个词,却是国产。

如果按欧洲各国语言意译,自行车应该叫做“两轮车”、“奔跑机”、“脚踏快速机械”等等,而“自行车”这种中国味十足的词汇,最早出自明朝学者王徵的著作《新制诸器图说》一书。

▲明朝自行车!只不过是四轮

这位52岁才中进士的明代科学家,与利玛窦、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交往甚多,熟悉西方科技和机械,受到启发,构思了一种能载人运货,又省力的四轮小车,命名为“自行车”,只是没有付诸制作。这是他适逢天下大乱,企图“科技救大明”的诸多设想之一。

可惜的是,他还是没能救得了大明,却与大明同亡——崇祯十六年十月,李自成攻下西安,王徵拒绝效力,绝食七日而死。

自行车真正来中国,还得等到两百多年后的清末。

第二次鸦片战争后,清政府被迫有限开放,设立总理衙门、同文馆,派人出使西洋,开始与洋人打交道,打探欧洲各国虚实。1866年,总理衙门派遣内务府官员斌椿率其子广英、同文馆学生凤仪、张德彝、彦慧等六人前往欧洲访问,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官方访问团。

▲张德彝先后8次出使,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“旅游博主”

他们在巴黎第一次见到了“两轮车”,颇感新奇,“街衢游人,有只用两轮,贯以短轴,人坐轴上,足踏机关,轮自转以当车。又有只轮贯轴,两足跨轴端,踏动其机,驰行疾于奔马。”

两年后,张德彝再次出使,在伦敦又看到了英式“两轮车”,“自行车前后各一轮,一大一小,大者二寸,小者半寸,上坐一人。弦上轮转,足动首摇,其手自按机轴而前推后曳,左右顾视,趣甚。”

这时,“自行车”一词,又再次出现了。

张德彝还展开了联想,“自有此车,恐将来马车渐稀少矣,伦敦男女骑脚踏车人既多,即设有专售此车之铺,其价每辆由九镑至十四五傍……此车习熟,胜于匹马,具体扁小,更无须设厮饮嚷,方便多矣。”大概意思是说,这东西太好用了,不用喂粮饮水,以后恐怕连马车都会用不上了。

与张德彝在伦敦观察自行车的同时,自行车来到了上海。

▲清末上海报纸上的插画,骑车的西方人已经不少

1866年,《上海新报》报道,“兹见上海地方有自行车几辆”,这是自行车传入中国最早的实证,也是“自行车”一词第一次出现在媒体上。此外,还有“自转车”、“单车”、“洋车”、“脚踏车”、“钢丝车”等称呼,一般老百姓则惊异于自行车实现了“又要马儿跑,又要马儿不吃草”,又称之为“洋马”、“洋驴”、“铁马”等。

总之,这个奇怪的物件来到中国后,经历了由洋人向中国富人、官僚,再向老百姓的传播链,渐渐成为一种时尚且实用的工具。

1897年,清光绪二十三年,三位英国人弗雷泽(Jhon Foster Fraser)、伦恩(Edward Lunn)和罗威(F.H.Lowe)搞了一次环球骑行,到达上海时,在沪西方人蜂拥骑车而出,“由泥城外至英界大马路赴浦,脚踏车之随其后者,多至数百辆”,场面颇为壮观”。

还是在1897年,上海商人诸同生在上海南京路604号开办了“同昌车行”,专营自行车及配件。这是中国第一家自行车企业,而且一直传承到了今天——在往后的历史中,它还会涅槃,成为大名鼎鼎的“凤凰”自行车。

自行车同时也传进了大清皇宫,光绪皇帝曾经尝试过骑车,因为太过费力,辫子容易被搅进车轮而作罢。但退位的溥仪可是玩得很溜,为了在宫里无障碍骑行,下令把故宫的门槛都给锯了——大清已经亡了,还不兴我自嗨个痛快啊。

不过,同昌车行等早期中国自行车企业一开始只算是“经销商”,直接进口国外产品销售,后来发展到进口散件组装。但直到抗战胜利之后,因为中国工业基础孱弱,始终没有能够有一辆真正的国产自行车。

要说造不出坦克飞机大炮也就算了,居然连最简单的自行车也造不出来?其实,简单的东西,一样考验工业能力,就像抗战时中国连最简单的兵器——刺刀,也解决不了一样,造不了自行车也很正常。

▲民国邮政部门的电报传递员

民族企业家邵之深在1950年回忆:“讲到脚踏车,虽属轻便工业,惟期间制造方式,在简单中是有繁复过程的。如飞轮和链条必须准确和润滑,淬火尤须深具经验。如钢圈必须圆准和坚硬,车架必须依照一定的角度。其它如牙齿盘、把手、花古筒等等无不有其复杂的制造过程,看似容易,实在并不如理想中之简单。”

这就是那个时代中国的真实写照。

因为高度依赖进口,所以自行车成了只是比汽车普及度高一点的奢侈品,一般老百姓用不起,只有富裕人家、上层人士和军政部门有财力采购和使用。当然,那时普遍的道路状况(多数路面未硬化)也不支持自行车大规模使用,否则就等着大量爆胎吧。

在接下来的抗战时期,日本由于工业基础好,自行车这种价廉物美的交通工具就成了日军的战争工具,在马来半岛骑着自行车一举将英军击溃。同时,自行车也成为日本在经济上进行侵略的工具——1940年,日本商人小岛和三郎在上海唐山路开办了“昌和制作所”,生产“铁锚”牌自行车,年产三千辆,被称之为“鬼子车”。

▲你有蒸汽机车,我有自行神功……

在许多抗日神剧中,同样出现了中国军民骑着自行车痛击鬼子的场面,但实际上自行车可能是比枪还要难搞的稀罕物件。成建制使用自行车的部队,只有两支。一个是宋哲元29军的自行车队,一人一车一冲锋枪,勉强实现“高机动”+“密集火力”。另外一个是红军到达陕北后组建的快速自行车队,在当时可算是“高科技”部队了。

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将军因高度近视不便骑马,于是改乘一辆缴获自日军的自行车,参谋王扶之负责当司机,载着黄克诚指挥部队,被誉为“自行车上的师部”

战争期间,中国本就弱小的自行车产业,不仅没有发展壮大,反而遭受了摧残——打仗都来不及,橡胶钢铁等资源也要优先用于造武器,还要啥自行车?

中国真正成为自行车大国,还要等到建国以后。

▲“凤凰”对标英国诺丁汉出产的“兰苓”,二者商标都神似

1958年,在公私合营的大潮中,同昌车行和267家工厂、企业合并为“上海自行车三厂”。性质变了,当然新产品的品牌也要换。厂方进行了公开征名,1000多设计中,一位名叫周柏人的聋哑人设计的“凤凰”图案脱颖而出,获得了全体职工90%以上的赞成票——“凤凰好,飞翔轻快,是民间吉祥之物,受人民喜爱”

▲“永久”早期车标

“昌和制作所”在抗战胜利后被作为敌伪资产接收,改为上海机器厂,产品改为“扳手”牌。解放后,改名为上海制车厂,后又改为上海自行车厂,产品一开始改为“熊球”牌——象征苏联的北极熊站在地球上,以表示和老大哥的亲密。不过后来感觉太过政治化,于是取谐音,定为“永久”。

凑巧的是,天津也有一家“昌和”,同样是小岛和三郎开办的自行车工厂,同样也作为敌伪资产被接收。天津解放后,改名为“天津自行车厂”。1950年,政府调拔了13万斤小米作为新厂的研制经费(真够特别的),天津自行车厂研制出了质量和性能胜于老产品的新车,由毛主席亲自命名为“飞鸽”

▲1974-75年,老布什夫妻一人一辆飞鸽走遍北京

从此,一个令人骄傲的国产自行车品牌诞生了——中国第一辆自行设计和制造的自行车、中国第一个实现全国产化的自行车品牌、中国唯一作为国礼多次赠送外国国家元首的自行车、联合国唯一指定在中国采购的自行车品牌。

飞鸽最鼎盛时,能年产40万辆,天津市工业产值的六分之一,都是来自飞鸽,一度成为中国最大的自行车厂。

▲满满的回忆

其它几家也有自己的特色,如果问家里的老人对自行车的印象,恐怕多数都会回忆起对“二八大杠”的怀念。对五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来说,家有凤凰,相当于家有皮卡,交通、运货、送娃上学一条龙解决。如果是单身狗,还兼具撩妹功能,以至于“三转一响”成为当时中国人结婚理想中的标配,其实也可以说是高配,因为在当时并没有多少人能在短时间内置办齐全。

▲民兵游击神器!

永久,则是中国军用自行车的典范。1965年,中国研制了第一种专门用于野战的军用自行车——永久26寸军用自行车,采用高强度锰钢制造,皮实耐靠,装备广泛。

部队、公安,可以用来巡逻、行军、运送物资;民兵两人一车,一人驱动一人开火,男民兵骑女民兵打,充分发挥各自优势,就成了当时的两轮悍马,高机动平台……

在抗美援越的10年中,中国向越南援助了共20万辆自行车,其中大部分为军用型永久。这种可以负重350公斤的坚固自行车,在丛林、河流中来往穿梭,在胡志明小道上驮着物资行进,为越南取得抗美战争的胜利发挥了无可估量的作用。

不过,这种自行车多数时候并不能骑,而是用来推的。上面这张照片是一名越南老兵捐献的中国自行车,左侧车把上绑一个长杆,车座后面插一个长杆,结合前面两张照片,不难看出使用方法——右手扶长杆,左手撑方向,车梁及后座驮满物资,然后推行,这可比单纯的人背肩扛效率高多了。

如果载重太大,还需要两人负责一辆,轮流推车,甚至还会把车座拆掉,因为能多装东西。当然,弄成这个样子,想骑也骑不成了。越军靠着中国的自行车,能在丛林中每天前进40公里,而且非常安静,美军难以发现,成为越南获胜的秘密武器。

永久自行车还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典故——永久村。

▲这辆永久被保存在应城市档案局,超卖万斤粮食的发票被国博收藏

改革开放后,部分农民先富裕起来,湖北应城县农民杨小运,非常渴望得一辆永久,在丰收后,他向政府提出,愿向国家交售公粮两万斤(征购任务只有8530斤),只要求卖给他一辆永久自行车,应城县委和县政府答应了,并同时做出决定:凡是全年超卖万斤粮食的农户,都供应一辆永久自行车。

永久自行车厂长王元昌看到了新闻,当即决定增产5000辆,作为国家计划外特供农村的奖售车。以至于中国开始兴盛“永久村”的荣誉称号,用来指代家家都有一辆永久的明星村庄。

到了80年代,中国的自行车产量飙升,1983年达到了2758万辆,取消了票证,敞开供应。到1990年,年产量达到了3.5亿辆!1993年,平均每百户家庭拥有自行车达197辆,中国真正成为了当之无愧的自行车王国。

当然,中国的老牌自行车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也走了不少弯路,有单纯扩量的,有死抱高端路线的,有吃老本的,结果被抢走了一部分市场。比如现在满大街的“捷安特”,其实是来自我国台湾地区的品牌。

另一方面,汽车的迅速普及,也对自行车造成了巨大冲击——都有汽车了,还要啥自行车啊?

▲自行车不是必须得骑,但是可以玩啊

但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还是需要自行车的,只不过由以前的刚需,变成了体育锻炼、享受生活的更高级需求,以前那种造型简单,只能代步的自行车,当然就不吃香了,但山地车、公路车、赛车,还是有很大空间。

同时,共享单车的出现,也为老牌自行车企业打了一针强心剂,突发的疫情,也让人们想起了自行车的种种好处,反而导致了自行车行业的逆势生长。

根据新华网的报道,仅2020年7月,全国新增注册自行车生产企业18538家,8月至10月分别增加15540家、15730家、11024家。天津某自行车企业表示,6-9月的自行车订单比往年同期提高10倍,要开足马力生产,工人要加班到十点多,还得找代工……凤凰、永久等老品牌的营收也增长迅速,有的甚至高达191%!

中国自行车业的兴衰,其实也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一个缩影。

当我们弱小的时候,车胎都解决不了,一个简单得不能简单的自行车都得进口,当我们崛起时,可以包下半个世界的自行车——为了祖国的兴盛,小伙伴们吃喝玩乐之余,也去买辆自行车吧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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